政府主导并推行的中医带徒弟，是新中国中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数千年来，师徒授受是中医传承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向政府提案禁止中医带徒弟，传承数千年的中医养成方式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了探寻中医工作发展历程，通过考察有关中医带徒弟的历史文献，重建中医带徒弟政策出台的历史脉络，从而明晰该项政策与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关联，借以摸索中医工作纳入政府管理的意义。
中医带徒的黯淡时光
1949年9月，余云岫在上海中华医学会举行的“改造中医座谈会”上重提“废止中医”主张；10月，他又在《医药世界》发表《旧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其言行使中医界忧心忡忡，也使同时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受到影响。1950年5月，《健康报》刊出了首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形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加强团结与改造中医工作”部分，仅提及中医进修内容及进修后安排，对中医的传承未置一词。几乎同时，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赵思兢拟具《中医药专科学校教学大纲草案》，报送广东省文教厅转呈中南区卫生部，审查也没有通过。这一时期，围绕新中国中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暗流涌动。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余云岫作为华东区筹备分委会的成员，将《旧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修改后，联合宋大仁、江晦明向会议提交《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常州中医协进会提案要求私人中医师不得再带徒，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山东支会则提议不再产生新的中医。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中医组收到提案92件，内容归并为如何团结、改造中医及中医进修、研究中医中药、登记中医人员等8项议题，交大会中医组讨论，没有提及新的中医业者养成途径和办法。全国卫生会议的公开资料中，提出开办中医学校者近10项，未获会议重视。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有《关于发展医学教育大量培养卫生人才》，主要是西式医药人才培养问题，并未提及中医的人才培养问题。会后卫生部报经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中，虽有“对于私人开办的中医学校（或带徒弟）可不加限制”的字句，但显然没有鼓励的意味。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卫生部出台包括《中医师暂行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有关中医业者执业、给照的条例和规定，经由师传、家传等传统途径习得的医术均被认定无效。
由于前景黯淡，当年确有中医业者改行，甚至延及子女。虽有中医业者仍在收徒，但已不敢公开，直到中医政策调整后，一些中医业者才公开了自己带徒的情况。
中医带徒的迷茫与转机
1953年底，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对卫生部有关中医等工作提出要求，各地先后召开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但如何改进中医工作，卫生部一时未能提出具体措施。1954年7月3日，卫生部党组提交《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也未提及中医带徒弟。1954年7月9日，由中宣部、中央文委和卫生部指定人员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开展细致的调研，并于10月26日提交《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才提到“原有中医带徒弟的办法，应该允许并加以鼓励”。1955年，中央文委党组报告中提出的包括中医进医院、改善中医进修等诸项措施次第落实，但未见出台有关中医带徒弟的文件。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三大改造”提前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可望提前、超额完成，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多快好省”和“反对保守主义”在高层会议上被反复提及，各项工作纷纷加快步伐，中医带徒弟的政策也迎来转机。
这一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着重指出，在扩大和提高卫生工作队伍的工作中，首先要充分发挥中医的力量，把中医力量纳入卫生工作的全面规划；在卫生工作的各项事业中都要把中医力量计算在内，并且要注意和关心中医业务水平的提高。中医行业由此开始纳入国家人力资源规划。3月卫生部再度提交中央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提到：“对于中医带徒弟及群众自己学习中医者都该给以鼓励，而不应给以任何限制。”并公开发布。4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同时公布了《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规划（草案）提出：此后7年内除中医院校培养2万人左右的高、中级中医外，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其中，全国22万个乡镇的农村卫生基层组织将在今后七年内带徒弟44万人左右，公立医疗机构、个体开业中医以及各地已开办和拟开办的中医训练班等，培养新中医合计4万人左右。规划（草案）要求各省、市（区）加强对中医带徒弟的领导，并根据各省、市（区）的人口数、中医分布数等情况，对各省、市（区）中医带徒弟的数目做出统筹安排，制定相应规划并逐级上报。至此，采取中医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中医，以壮大中医队伍，首次成为国家层面发展中医的政策。
广东中医带徒的探索
《指示》发出后，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召开相关会议，开展了调研或召开中医座谈会，制订完成了中医带徒弟的规划。其中，广东省卫生厅在当年5月提交相关规划，并具体分配了各专区的学徒名额。广东的规划将工作重心下移，要求各专区征求有经验的中医意见；强调“无论如何带徒弟不应硬性规定带的内容，也不能硬性规定师资的条件。凡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医生便可选择为师资。”“有理论又有临床经验当然最好，如理论差而有临床经验就讲临床经验。要求他们将自己所懂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以及祖传秘方均能教会徒弟，并经常帮助徒弟进行临床实习直到能独立工作，就算教出一个徒弟。”
由于卫生部提出的只是总体构想，对多数地方而言，1956～1957年都经历了摸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当时，各地著名中医业者已吸收进公立医疗机构，广州市卫生局1957年初拟定了市属公立医疗机构中医师带徒弟（助手）的暂行办法，要求各医疗机构迅速在本单位调配年龄在16～35岁，相当初中文化程度或以上，对中医有兴趣的医士、护士做中医师助手或徒弟，并随中医师学习中医学术和经验。中医师亦可自行物色，报请该市卫生局审核。除了公立医疗机构中医带徒弟外，各地采取了联合医疗机构中医带徒弟、私人带徒弟和举办中医学徒班三种方式，其中以联合医疗机构带徒居多。
1955～1957年，闻名全国的名老中医如孔伯华、赵树屏、承淡安、陆渊雷、谭次仲先生等，或因临床工作过重，操劳过度而逝世；或因年迈衰老而病故。他们的宝贵经验生前均未经整理，身后又不易收集，造成很大的损失。1958年2月7日，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年以来，国内许多知名的老年中医相继去世，他们的学术和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卫生事业上一项重大损失，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卫生行政部门应立即着手研究各地有学术有经验的以及对某一种疾病有独特疗效的老年中医（包括参加工作和私人开业医）的具体情况，在自愿基础上动员一批品质优良，能刻苦钻研的中医、西医，或其他具备适当条件的人拜他们为老师，虚心学习，坚持到底，务求将老师的学术和经验继承下来。”
卫生部通知发出之前，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已经组织了该所21位西医及青壮年中医拜老中医为师。1月12日和19日，盛装的徒弟们由所领导带领，分别到各位老师的家里去，所长代表组织把徒弟拜托给老师，鼓励大家为党的中医事业做出贡献。卫生部通知发出后，各地反应迅速，拜师大会也推而广之。1962年，中医学院首届学生毕业，上海中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有些老中医还向组织上提出要求留下一些毕业生，继续带下去，以便把自己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他们。而广州中医学院的首次毕业典礼是与首届毕业生拜师仪式一起举行的。9月5日，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继承名中医学术经验座谈会的名老中医们，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他们对卫生厅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名老中医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徒弟带好，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经验传授给年轻人。除了留校的毕业生外，分配在广州市的16名毕业生也安排给广州市15名老中医当徒弟和助手，并举行了拜师会。此后，这类做法一直在延续，意在使院校毕业生的临床技艺更臻完备。
总之，进入1960年代，各地中医带徒弟工作更加注重质量，培养了一批中医骨干和“西医学习中医”的骨干，其中有日后做出优异成绩的文长青 、陆天鑫、屠呦呦 、陈可冀。师徒们热心教、认真学的事例也被传为美谈。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