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平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主任，他30年守在儿童重症监护室，呵护孩子的健康。每年，上千名患儿被送至儿科重症监护室，基本上是“重症中的重症”。他“火眼金睛”，对症下药，把一个个孩子从病危线上抢救下来。然而因为先天缺陷等不可逆的疾病较多，他无异于长年身处“生死场”中。面对家长激动的情绪和复杂的医患关系，陶建平以真情和敬业赢得了家属的尊重。2016年，他获评第三季度“广东好人”。
每年收治上千重症患儿 曾与非典甲流过招
早上8点，伴随着儿科重症监护室内“滴滴”的仪器声，陶建平开始安排夜班白班交接，巡视病房。
PICU每年收治上千名来自各地的“重症中的重症”患儿，因疾病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病情千变万化，紧急情况随时可能出现，这要求医生是“多面手”，随时更迭知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工作30载，陶建平始终在充当一个儿童“守护者”的角色。
4个月患儿，脊髓性肌萎缩症，呼吸衰竭；1岁7个月患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出现并发症……20张病床，少有空床。穿着病号服的都是稚嫩可爱的面孔，安静点的会瞪大双眼，活泼的踢腿摆手。多数患儿不能自主呼吸，因插管卡住声门，他们无法哭泣。几乎所有孩子鼻腔、口腔都填充了管道，用来维持生命平衡。
1988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筹建，从广州医学院毕业三年的陶建平也参与其中。1995年，他开始担任主任，全面负责儿科重症监护室的日常医疗工作。
从医31年，陶建平几乎亲历了广东近年所有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2008年，一场手足口病自安徽阜阳开始“席卷”全国多地，广东很快也出现首个病例。一天，陶建平午休时接到紧急电话，一个1岁的婴儿因手足口病，出现神经源性肺水肿、肺出血，如不及时救治，将威胁生命。那时，医护人员对这一疾病的认知仍不足，而陶建平作为当时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救援时也不忘紧急培训护士。仅用不到3天时间，一个临时收治重症手足口病的ICU迅速建立起来。
当时，陶建平的团队成员对手足口病重症救治的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纸面”上，并无系统经验。为了更好掌握一手经验和投入更多的经历，陶建平在那段时间彻底“搬回”了医院，白天救治ICU的孩子，晚上就睡在病房。
此后，陶建平在2009年参与了广东省首例重症H1N1儿童病例的会诊。2013年时，他又成为原广东省卫生厅、原广州市卫生局和医院针对H7N9流感的救治专家组。他也因此先后获得广州抗击“非典”标兵的称号，并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记二等功，也获评“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防治先进个人”。
身处全院死亡率最高科室 治疗中辅以人文关怀
因为先天缺陷等不可逆的疾病较多，儿科重症监护室每年有超过50个患儿离开人世，是全院死亡率最高的科室。这里也有一些长期“住客”，虽然从科学上来说，用呼吸机维持孩子的生命已无意义，但家属却无法面对。一位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母亲就是这样，她至今不愿让孩子撤下呼吸机。
陶建平说，护士刚来时，他都先会安排一堂必修课：处理患儿的遗体。
一个小生命就此逝去，是家属难以面对的事实，而死亡的宣泄“出口”往往都在医疗方。陶建平说，如何与家属沟通，解决医患矛盾，在治疗中辅以人文关怀，是他越来越侧重的事情。
在与一位急性白血病患儿家属沟通时，陶建平说道：“我们都希望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可生命这个东西，不是付出就一定有回报。但我们医生跟你们家属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在经过近半小时的交流后，家属终于心情缓和下来。
“碰到家属有暴力倾向时，陶主任会马上赶过来。”医生郑健斌说。陶建平说，每次要与家属沟通前，他都会先了解其背景，如文化水平、风俗习惯等进行换位思考，“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拿着各种资料来，就要尊重他，从专业角度来进行解释。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家属，就不能解释得太复杂，要说对方听得懂的话。”
每次，陶建平都将最真实的情况告诉家属，哪些治疗能做，哪些不能做，目前医疗水平的顶点在哪里。他说：“有的病人来时对我们医生护士芥蒂比较深，但是孩子住院时间长了，就不会戴着有色眼镜了”，尊重和平等，是他一直对团队成员的嘱咐。
（作者单位：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栏目：广东医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