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元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我觉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
每年的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而4月份则是国家法定的“全国爱国卫生月”。 爱国与卫生，为何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有何必然的联系？原来它缘于1952年反对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争。如今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我看来，是以讲究卫生、消灭有害因素、预防疫病、保护人民健康、促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为目的的群众性卫生活动。
1955至1964年，我家居住于汕头澄城。那时澄城很小，只局限在环城路之内，方圆顶多就是一平方公里，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宽阔的街道。但我觉得澄城很美。它给人的印象是：幽雅、祥和、干净，人们说话轻声细语的，很有修养。你随便走进一条小巷，任何时候地上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时还可以闻到从深深庭院里飘来的花香。这种舒适的居住环境，得益于当地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得扎扎实实、深入人心。
我曾思考过，那时澄城的经济那么落后，物质那么匮乏，为何人民群众的觉悟却是那么高，干劲却是那么足，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奉献,美化家园？
答案是多样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那时，县委书记、县长参加打扫马路，在老百姓眼里，是司空见惯的事。领导干部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决心大、持续时间长。加上当年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为爱国卫生运动锦上添花。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厂矿企业……所有领工资的人（除了无法离开工作岗位者外）都投入到配合爱国卫生运动的义务劳动中去。领导干部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既拉近了干群关系，又起到了标杆作用。
在浓烈的示范氛围潜移默化感染下，“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爱卫生、讲卫生成为小城百姓的行为准则和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天清晨，人们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屋外的公共场地。大家都怕起床晚了，倘若别人把地都扫好了，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上中学时，县前街是我每天必经之路。这条长不满200米、宽约9米的路，当年可谓是澄城的通衢要道了，尤其是晨昏之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然而名为街，道路两旁却没有商店，尽是居住百姓的民房。那时澄城还没有环卫工人，这条路的日常卫生工作，便由道路两旁的居民自觉承担起来。我一天至少往返县前街4次，任何时候，这条街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次，一位走街串巷买“灰肤（草木灰）”者的箩筐破了一个小洞，“灰肤” 从洞囗漏下，散落一地，而他却全然不觉，继续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等到被人发现，地上已留下一条十几米长的带状“灰肤” 了。附近居民纷纷从家里拿来扫把和畚箕，帮他打扫地上的“灰肤”。 收购“灰肤” 的是乡下人。他不以为然地说，箩筐破处找一块破布塞塞就好，漏在地上的“灰肤”就算了，横竖也值不了一分钱。可众人说，你的“灰肤” 值不了一分钱，可我们的流动红旗可是无价之宝啊！我们不及时将地上的“灰肤” 打扫干净，流动红旗就会旁落他人，那该是多没有面子的事！“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这句当年最流行的口号，不但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更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
除了抓好日常的卫生工作外，在季节转换，特别是春、夏两季，在城镇，各居民委员会还组织专人为全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各家各户喷杀蚊蝇。这些工作人员虽是志愿者，但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和专业培训。他们的工作认真细致，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从地下水沟到公厕，从堆放垃圾的地方到无人居住的 “破厝斗（破房子）”， 他们都一一喷杀。当年澄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家中都没设卫生间，然而屎尿却是农家宝，因此一般家庭在家中偏僻处都置有二缸，一蓄屎，一蓄尿，以便卖给上门收购的农民。虽它们都有加盖，但还是有臭味逸出。一般人都掩鼻而过，可那些喷杀蚊蝇的工作人员却一一打开木盖朝屎缸里喷洒药物，以杀死里面的蛆虫。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当年整个社会对待垃圾的态度。人们不把它视为肮脏龌龊的废物，而是将其视为农田一种肥料资源。经沤腐加工后的垃圾是优质的有机肥，农民十分喜欢。那时，在澄城南门郊外，设有一垃圾场，专人管理，专门收购垃圾和加工垃圾，然后卖给附城农民。因为垃圾可以化废为宝，小城百姓不乱扔垃圾，而是自觉地将其堆放在指定的地方。通常不消片刻，就有扫垃圾的工人将其取走。
回顾五十年前澄城的“爱国卫生运动”，我想起了“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一事当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和愚公移山的精神，真抓实干，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干好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