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来说，艾滋病是世界范围的世纪绝症。由于其主要传染源是患者的分泌物和血液，所以，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接触存在着相当的高危性。
2008年，我报名参加广东省第24批赴非洲赤道几内亚医疗队并入选。当时，女儿正读初三，眼看要考高中，丈夫反对我在这个时候出远门。妈妈和舅舅，以及从小习惯我下班不准时、节假日加班的女儿，却表示理解和支持。丈夫一看被“孤立”，也就改投赞成票，但提出一条硬性要求，那就是不要接触艾滋病患者。我也知道艾滋病的厉害，临走前专门向有关医学专家讨教防范措施，还准备了几十套防护面罩、高强度高韧性橡胶手套……
到了赤道几内亚，我才知道那里的人群发病率比统计数据要高得多，很难避开和这类病人接触。何况艾滋病患者也是人，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生存和治病的权利。我虽害怕，但还是告诉自己，要做好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接触的准备。
第一次接触是一天清晨，医院的电话把我召回产房：一位产妇胎头持续不降，胎儿宫内窘迫，情况紧急。
我赶回医院，只见产床上躺着的27岁产妇大喊大叫，丝毫不配合医生检查治疗。病历显示她生过三个小孩都是早产，腹中的孩子37周加3天，已是足月。我吩咐助手：马上剖腹产！但那位异国同行却把拉我到门口，掏出一张化验单——HIV（+），原来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我猛地一惊，但此刻已别无选择，必须上！
刚打开病人腹腔，一股难闻的异味扑鼻而来，腹腔里肠壁和子宫表面的血管呈现异常扩张，我判断这个病人处于发病期，情况更加复杂了。偏偏这个时候电动吸引器出故障，没法吸出羊水，瞬间，伴随着胎儿大便以及掺和母体艾滋病毒的羊水四处流淌。医生的本能使我顾不上害怕，为了安全取出婴儿，个子不高的我不得不踮起脚尖，右手托着胎头，左手帮着助手压产妇子宫底，整个人几乎趴在手术台上，挨着产妇的身体，尽管隔着防护围兜，我的裤腿及双脚还是被羊水浸透了。幸好新生儿经过简单的抢救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从手术室出来，我直奔办公室，来不及脱下手术衣就吐得昏天黑地！这时，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的担心再次袭来。
中午回到宿舍，QQ上老公的头像在闪，我机械地打出早已设置好的快速回复：“很好，没有手术，也没有接诊过艾滋病人。”看着老公回给我一个笑脸，泪水顷刻间涌上眼眶。
过后经过检验，结果是阴性，我才稍稍放下心来。有了第一次与艾滋病人的零距离接触，我的胆子似乎变大了，我想，只要加强自身防范，是能够抵御艾滋病毒感染的。这之后，我多次给艾滋病患者看病治疗动手术，取得了好的效果，很多病人来到医院妇产科，专门找我诊治。每次门诊，我还没有上班，患者就在门外排起了长队。
还有一次，我给一个HIV阳性的患者做手术，她是来割除多发性子宫肌瘤的。一年前她怀孕5个月时不明原因流产，刮宫时发现多发性子宫肌瘤。尽管有医生告诉她，流产很可能是肌瘤引起的，也不排除她的HIV阳性，就有可能是流产的免疫因素，但对于她肌瘤是在当地唯一能查出来并通过手术治愈的疾病，所以，这个首次怀孕就流产的病人迫切要求尽快手术，她反复说：我只想要一个孩子……面对这位渴望当母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我没有拒绝。
在赤道几内亚行医，常遭遇“意外”，如手术器械运转失灵、助手临时被抽去急诊室帮忙等。我唯有在当时的条件下，和两位没什么经验的助手，共同完成这台手术。幸好我们的队友麻醉师一如既往的给力，幸好手术中电刀一直能正常转动，幸好病人盆腔的粘连也不严重。我细心而又利索地操刀，一共挖出大大小小8个肌瘤，还给左侧输卵管伞端闭锁行造口术，术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治疗。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零距离接触，为了我的病人能顺利怀孕和分娩，我必须尽医者职责。
在经历了无数次与艾滋病毒“零距离接触”却擦肩而过之后，我对“恐艾症”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并积累起丰富的“抗艾”经验。
回国两年多来，那段经历始终不能忘怀，我常牵挂非洲的艾滋病患者，祈祷他们平安健康。
栏目：人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