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到2012年1月，我作为中国首批援助加纳医疗队的队员和队友们一起，在加纳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两年时光。我忘不了刚踏入加纳国土，走出机舱的那一刻——热浪滚滚、骄阳似火，可是机场却冷冷清清。没有欢迎仪式，更没有鲜花、掌声和拥抱。我暗知不妙，我们中国医疗队能受到欢迎吗？
不出所料，我们医疗队果然遇到重重困难。按照计划，我们将在西非最大的克里布教学医院工作。可是，具有较强西方医学背景的克里布医生们，根本瞧不起中国医生，也不想让我们介入临床工作，而加纳卫生部的官员则反复劝说我们到社区医院工作。
工作开局不利，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队员们的情绪普遍低落。是到社区医院？还是留在教学医院？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队长韦建瑞带领我们仔细分析原因，大家认为，中国与加纳的文化价值观、教育背景、风俗习惯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同时，我们又是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医疗队，他们对我们的医疗技术并不了解。如果到社区医院工作，工作量不大，局面很容易打开，但是，克里布医院地处加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工作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通过分析，韦建瑞队长坚定地说：“我们是广东医生，代表着中国形象，困难当头，我们绝不后退！”
霎时间, 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作为麻醉医生，手术室就是我的阵地。我必须坚守阵地，想方设法让当地同行认可中国医生的医疗技术。
证明自己的机会很快来了。一天下午，手术室来了一个重病患者，整个下巴都被巨大的肿瘤覆盖了，口腔也被肿瘤塞得满满的。即使在国内，给这样的病人做气管插管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在加纳只有最普通的喉镜。加纳当地的一个医生、两个医生、三个医生都操作过了，可是插管全部失败了。此时，病人的嘴巴已经被插得血糊糊的，呼吸急促，如果再不及时处理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同行们急得团团转，可是我却出奇的冷静，我主动提出：“让我来试试”。听到我的话，加纳麻醉科主任疑惑地问：“你行吗？”是啊，初来乍到做这样的麻醉风险可想而知，自己的面子是小事，中国医生的荣誉可是大事。我坚信自己的实力，在国内也处理过类似的病人，我镇静的回答：“让我来吧！ ”
我调整了麻醉策略，在同事的协助下，让病人的头部悬空，尽量后仰，张大嘴巴，原来顶在嘴里的大块肿瘤和上颚之间终于露出来了一条窄窄的空隙。我将喉镜从空隙里慢慢插入口腔，可是要继续深入找到气管口谈何容易。一次、两次、三次都找不到气管的大门，汗水湿透了工作服，手腕又酸又痛。我默默地告诫自己，沉着、沉着、再沉着……终于，看到气管口的大门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鼻腔插入导管，再让导管顺利地进入气管。按照传统方法，要用钳子夹住导管来寻找气管口，再往里送，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口腔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操作空间。关键时刻，经验和应变真的太重要了，我反其道而行之，创造性的用喉镜来调节气管口的位置，让气管口来寻找导管头，巧妙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成功了！麻醉终于成功了！
手术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在场的所有加纳医生、护士和医学生都投来敬佩的目光，麻醉科主任冲我竖起了大拇指，说：“中国医生，very good！”此情此景，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医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全体队员的努力下，我们终于打开了工作局面，得到了同行的认可、群众的欢迎。
加纳的结石病人很多，当地的同行还没有掌握先进的治疗技术。我的队友、来自广医三院泌尿科的刘平教授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找他看病的病人非常多。刘平教授认为，帮助当地同行提高医疗技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才是我们援助加纳的最终目的。
于是，加纳历史上第一台不用开刀的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开始了。在加纳泌尿外科全体医生和实习生的注视下，刘平教授用从中国带来的全套设备开始演示。他边操作边详细解答，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在场的同行们先是从窃窃私语，后到目瞪口呆，然后爆发出阵阵惊叹和掌声。刘平教授用娴熟的无损伤技术粉碎了结石，解除了梗阻，从患者体内抽出了200多毫升脓液，手术成功了！热情的黑人同行紧紧的拥抱着中国医生，高声的说：“中国医生，very good!”
这一声声“中国医生，very good！”包含了我们援外医疗队员的辛勤和汗水，倾注了我们无私奉献的大爱与情怀！队长韦建瑞，为把握大局、开拓局面熬尽了心血；骨科董健文，融入非洲文化、创新了手术方法；神经内科宋兴旺，对病人耐心、细致，展现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医针灸科王成银，用中医博大精深的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赞誉；放疗科林晓丹，发挥优势，帮助同行提高技术；急诊外科杨德民，和当地医生一起出门诊、一起查房；儿科印根权，主动参加义诊，为贫困群众送医送药……两年里，我们共同治疗门诊病人3984人次；完成各种手术1084台；针灸病人1245人次。
援加纳医疗队的工作是短暂的，可是我们播下的友谊种子是长久的。回国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看着我们工作的地方，握着同行热情的双手，面对加纳百姓期盼的眼神，我真的不忍心说再见。
我更忘不了那年圣诞节，加纳卫生部的高官和医生为我们举行隆重的欢送party。在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宾主把酒言欢，大家载歌载舞……是啊，这跟我们刚到加纳时的情景是多么大的反差啊！酒没醉，人自醉。我开心的笑了，因为，我们不辱使命；因为，我们以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让“中国医生，very good ”的声音，在加纳大地上广泛传颂！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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