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前锋”

白色衬衫、深蓝休闲裤，是李旭东日常的办公着装。虽是“82后”的年轻人，但他很少穿牛仔裤。“看到牛仔裤，尤其是做旧的款式，不自觉地会想到它的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以下简称“省职防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李旭东说，这可能是他从医13年来养成的“职业病”。

常年在外作业，李旭东皮肤偏黑。每日锻炼一小时，让他保持着较好的身体素质。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现在仍是两支足球队的前锋。基本功扎实、善于把握机会、勇于向前——足球场上的优势，在职业病防治场上，他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11月3日，在省职防院职业卫生评价所的会议室，李旭东团队正在对《先进制造业职业病危害识别与控制》做最后的审稿。这本70多万字、厚达600多页的大部头，他们仅花了一年时间就完成。“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带来的新职业病问题值得重视。这本书根据我们近年实践、中外最新文献编写而成，我们要跑在职业病流行趋势的前面，保护这些企业的员工，减少新的职业危害。”李旭东说。

正是靠着这股在职业病防治赛场上“跑前锋”的拼劲，他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今年，他上榜“中国好医生”。

“精准防控，不能一刀切”

早上8时，李旭东进入住院楼，了解病人收治情况，尤其关注新收治的重病号，详细询问病情、治疗方案。

“职业病患者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从事的工作危害性大，是职场中的弱势群体，生病之后，更是弱势中的弱势。职业病具有隐匿性，可能工作很长时间后才发病。有些患者不进行仔细检查，很难找到病因。”李旭东说。

2012年，他曾收治一位小伙子。20多岁的谭某经常出现幻听、精神狂躁，家人以为他是精神病，送到脑科医院，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明显效果。后转来省职防院，诊断为有机锡引起的中毒性脑病。李旭东协调多方资源，给予谭某对症治疗、心理干预，帮助他联系所在企业争取赔偿。一年后，谭某康复出院，流着眼泪感谢李旭东和医务人员。

“很多职业病可防不可治愈，相对治疗，源头防控才是职业病防治的重中之重。”2008年入职时，李旭东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职业卫生评价所。“职业病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的工厂企业，要准确评估职业危害，就要深入工作现场。劳动者在哪，我们就到哪。”

2009年冬天，评价所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评估粤北一铀矿山矿井作业工人的职业病危害。

“现场可能有氡的危害，氡及其子体是一种致癌物质。很多人有顾虑，怕以后对生小孩有影响，但阿东第一时间报名。他说，做好防护，没什么可担心的。”评价所所长苏世标回忆道。

到了现场，企业负责人说，能不下井就别下了，怕万一有安全事故，或者氡危害、粉尘危害。李旭东回应：“要准确评价，就要拿到第一手资料。”

李旭东和几位技术骨干与工人同吃同住。入夜后山上气温降至零度以下，简陋的工棚里没有什么取暖设备，李旭东和同事只好围在一起取暖。“当时有一只狗，毛茸茸的，抱着睡挺暖和。”李旭东说，那只狗顿时成了“团宠”。

早上5时许，下井前，李旭东和同事们给工人戴上采集粉尘、噪声等检测设备。自己也戴上各种报警仪。一旦出现放射线超标等报警，李旭东和队友们就会提醒大家快速通过，或撤到洞外。

他们详细记录工人的工作日写实，将工人每天做什么事、每件事干多久、每项任务分解为哪几个动作，都一一记录下来，以便科学评估工人到底接触多少有害物质，进行定量风险防控。

作为组织统筹、现场调查人员，李旭东总是第一个跟着工人下矿井。井下阴暗潮湿，李旭东头上顶着矿工灯，深一脚浅一脚往洞里走。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脚步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最远的作业地离洞口约5公里，李旭东来回走了6趟，在井下待了10多个小时。每次出来都要全身清洗，更换衣物。“不仅因为一身汗水，最主要是避免将放射性物质散布到更广的区域。”

他进行初步调查后，再有针对性地安排专业人员进一步下井检测，包括放射性物质、粉尘、噪声、振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等危害因素。根据检测结果和现场调查，李旭东团队对铀矿项目提出改进意见，包括工艺、工程措施、劳动组织和个人防护等多个方面。

“职业病防控一定是分级分类管理，中小型企业跟大型企业分开，高危害跟低危害分开。防控措施有优先顺序，先考虑改变工艺，从源头控制；再考虑工程措施，如封闭作业或通风降低浓度；接着是个人防护。企业要发展，工人要就业，我们不能一刀切，只能精准防控。”在李旭东眼里，精准的态度是职防工作的“金钥匙”。

截至2020年底，李旭东牵头完成130多项省级以上重点工程的职业病危害一级预防工作，涉及投资额3000亿元，这些工程迄今没有发生一例职业病，直接受益劳动者超过120余万人。

“同一个岗位，有人聋了有人没事”

在安徽合肥巢湖边长大的李旭东，儿时最崇拜的是军人。高考时，他一度想报考军校，实现保家卫国的梦想。

“我妈说，军校女孩少，可能不好找对象。”李旭东笑说。家里有一位伯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李旭东从小没去过医院，都是到伯父家看病，为了哄他吃药，还总能收到些伯父的小礼物。表哥在医科大学读书，不时寄给他一些大学的笔记本。这让他对学医产生了朦胧的兴趣，加上家人的建议，最终李旭东考入安徽医科大学，就读预防医学专业。

刚入校的李旭东对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没有概念，想着学医都是治病救人。学习一段时间后，才知道其中的“优劣”。

“预防医学毕业后一般是去防疫站，专业老师说了个俏皮话，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再一看原来是防疫站的。”李旭东坦言，对预防医学专业，刚开始感觉并不好，但因为前三年的学习内容与临床专业一样，内外妇儿都要学，所以区别不明显。

大三时，正逢2003年“非典”。教授带着同学们进行实战研讨，围绕流行病学的三间分布问题，对时间、地点和人群一一分析。“查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医学发展了几百年，从‘非典’到‘新冠’，防控的金标准还是这‘三板斧’。”李旭东说，看到预防医学的作用后，对这个专业越来越感兴趣。

“如果说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那么职业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和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当时正逢国家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李旭东敏锐地发现职业病防治专业的发展前景，在“天下职防看广东”的召唤下，来到中山大学读研，毕业后入职省职防院。

广东省工业企业超过140万家，存在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近2000万，职业病防治形势复杂严峻。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噪声聋。

“广东的职业病跟全国的职业病特点不同，全国近90%是尘肺病，而广东尘肺病只占1/3左右，排名第一的是噪声聋。大概60%~70%的工厂企业里存在噪声问题，噪声导致耳聋的人也越来越多。”李旭东说，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同一个工厂同一个岗位，有的人聋了，有的人一点问题没有。

既然暴露环境一样，李旭东团队就从遗传基因寻求突破。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研究设计时控制好混杂因素，在实施过程中实现全流程质量控制。”李旭东和团队成员校正年龄、吸烟、粉尘、有机溶剂和高温作业等混杂因素影响，确保对照组和研究组具有可比性。纳入研究的各组均有2000多人，他们在平时工作中噪声暴露强度相当，但听力水平有差别。采用模型法确定易感人群组和耐受人群组，进行基因测序，对比分析，预测功能。

研究发现，汉族人群中钙粘蛋白基因拷贝数增加对职业性噪声性听力有保护作用。“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从预防角度来说，如果携带易感基因、容易耳聋的人，建议尽量不接触噪声作业。从治疗角度看，将遗传差异考虑进来，就可以用更精准的方法治疗。”李旭东说。

2015年，李旭东主持的《职业性噪声对暴露人群的健康损伤研究及易感性指标筛查与应用》项目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做职业病防治，是一件幸福的事”

2018年的一天，李旭东接到电话，广东某造船厂探伤机在非工作时间没有及时关闭，路过的七八十位工人疑遭辐射。

一小时内，李旭东和放射卫生防护所同事赶到现场，将所有怀疑遭受辐射伤害的人员安排送往省职防院接受健康检查。同时，在现场进行放射物照射剂量评估。所幸没有人员出现明显放射性损伤，身体情况稳定。

“现在没有问题，你能保证我几十年后也没问题？”在与工人的多次沟通中，很多人有各种担心。李旭东将检测结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告知工人，认真回应他们的关切。

“他总能说到人们的心坎上，体现一种共情的能力。他会客观地将实事摆出来，用一些容易明白的类比作解释，比如说跟坐一次飞机，或照CT差不多。”毒理实验所副主任医师宋向荣与李旭东同在一个党支部，对他的说服能力由衷佩服。

在宋向荣眼里，李旭东一直是个“硬汉”形象。“去年他援荆州回来，第一次看到他落泪。”

2020年3月13日，李旭东和队友王烁一同夜访湖北荆州社区时，眼看着队友被一辆急速行驶的面包车撞倒，自己的胳膊也被撞到。队友因公殉职，14日，李旭东将王烁护送回广州，泪如雨下，“烁，我们回家了！”

从荆州前线归来，失去战友、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李旭东收拾悲痛心情，继续撰写王烁未完成的分析报告，为当地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提供科学“武器”。

推动荆州市病例确诊时间由8.8天缩减至0.9天，病例数由一天50余例降至个位数，李旭东所在的疫情防控组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当地人称为“新时代洪湖赤卫队”。

在外人看来，李旭东是幸运的。“非典”后，踏上预防医学发展快车道；就业时，如愿以偿进入“现场-实验室-临床”紧密结合的职防强平台省职防院；工作后，又在短时间内晋升到正高职称和核心管理层；“新冠”时，他的流调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载誉满满。

“说他幸运，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他努力的样子。”苏世标说，不管事务性的工作多忙，李旭东都没有离开职防现场，没有停止科研的脚步。

“标哥，我们一起考博吧。”2013年，李旭东的一句话，让苏世标当成了玩笑。却不料，当时在最忙最繁杂的办公室工作的李旭东，考上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南方医科大学，圆了他的“军人梦”，并在三年后如期毕业。

博士期间，他将流行病学与职业卫生学相结合，创新性地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时间序列模型研究职业病的时空分布趋势，首次摸清广东底数，提出全省主要职业病病种的发病热点和趋势。

研究发现，部分职业病有从深圳、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地区往粤东西北转移的趋势，其中有产业转移和劳动力人口转移等原因。基于此，可预先提醒产业流入地区，在产业设计、建设阶段做好源头防控。李旭东说：“产业可以转移，但职业病不能转嫁。一定要跑在职业病发展趋势的前面，跟在它后面，只会被动挨打。”

如今，他的案头又高高地摆着一摞书——《职业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报告》《职业流行病学》等。“最近准备写一本职业流行病学的书，目前这类专著多是2000年以前的，我想把近20年的内容整理出来。”

不累吗？“累，也幸福。”李旭东说，“做职业病防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宏观层面，可以参与政策制定、长远规划，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观层面，可以给工厂企业开出职业病防控‘大处方’，从群体上预防职业病；微观层面，可以治病救人。不管哪个层面，都能找到自己可以做、喜欢做的事。”

（作者单位：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省职防院）

栏目：医心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