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患儿紧急转运

编者按：

2019年12月28日凌晨，中国（广东）第九批援加纳医疗队从广州出发，跨越一万两千公里，到达援助目的地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作为中国（广东）第九批援加纳医疗队队员，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新生儿科医生蔡学宁写下他的工作日记，记录他的援非之旅。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阿克拉 阴转阵雨 28℃

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非洲地区的生育政策和医疗环境所限，高危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数量居高不下，给该指标的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

与成人不同，新生儿转运不仅需要一套专业的设备，还需要有新生儿救治经验的医护专员陪同，因此，急救与新生儿救治这两家机构的通力合作尤为重要。地方医疗机构往往因为救治经验不足、医疗设备落后等原因，无法抢救危重新生儿，必须转运，而转运时间对于下一步的救治非常关键。

今天是小周末，经过近一周的工作，和当地医务人员交谈之后，我对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科室——重症新生儿科（NICU），有了初步了解。

中加友好医院NICU是2019年在广东省援外项目特殊援助下建成的重症新生儿病区，属儿科的一个分区，科室主要成员有专科医生3名、数名实习学生、11名专科护士，设备包括6个暖箱、2个辐射抢救台。科室主要治疗早产、黄疸、感染等新生儿问题，3位专科医生也要负责儿内科和爱婴区工作，因此，中国（广东）援外医疗队新生儿专业队员变成NICU的主力军。

一早，正当我穿好工作服迈入中加友好医院新生儿科病房时，5床的心电监护仪器报警声引起我的注意，尖锐的声音触动我敏感的神经。

“75%的血氧饱和度一直向下降，心率134次/分、120次/分、108次/分……渐渐变慢，全身发绀，呼吸浅促，三凹征。”我跟护士说，“这孩子要抢救！”我立刻戴上手套，摆好体位，吸引，呼吸囊正压通气，经过处理，还好症状明显改善，血氧恢复到92%。

9点20分，接到通知的专科值班医生Dr.Akorli也赶到了。我向他简单了解病情，这是一个30周早产的极低体重儿，出生体重1.05kg，目前体重0.9kg，由于呼吸中枢、免疫功能等各系统发育不成熟，入院后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呼吸减慢、血氧下降等问题，基于医院条件，只能注射葡萄糖和低流量吸氧维持治疗。

患儿今天情况变差，呼吸减慢、暂停频繁，他们刚才交班正讨论着如何是好。“我们不但要救活宝宝，还不要留下遗憾。血氧这样反复下降，对大脑及其他功能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我脑海里面想到这个念头，呼吸机呢？我看到一旁捐赠的新生儿呼吸机。“We don’t know how to use it（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套管未消毒，也没测试。看来，立刻转运才是更好的办法。我向Dr.Akorli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尽快转运到能救治的医疗机构。时间就是生命，一刻都不能延缓。这一建议得到认可，大家达成共识，决定由NICU负责人Christina护士护送。

Christina也向我求助：“Could you go with us（你能跟我们一起去吗）？”

“Of course！It is my job.（当然！这是我的工作。）”

9点55分，经过一番准备，我能携带的东西只有抢救用的喉镜、气管导管、气囊。一路上没有便携呼吸机，没有新生儿转运暖箱，没有心电监测、血氧饱和度检测。我们把空调停了，换成制暖。我每2分钟听一次心肺，看一次唇色、瞳孔、结膜、皮温，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判断。

转运途中，路况不好，车高低起伏。在闷热的车厢里面，大家都汗流浃背。担心患儿因颠簸造成颅内出血，Christina将患儿紧紧地护在胸前，一路怀抱患儿。我也紧紧扶着她的肩膀，固定她的位置。

10点35分，约30分钟车程后，我们到达加纳地区较为先进的大阿克拉医院。进入NICU后，我再次迅速评估患儿病情、了解生命体征，与患儿接诊医生交接，和患儿家属进行沟通。亲眼看到患儿住进暖箱，接上无创呼吸机，血氧稳定，才安心离去。

交接的主治医师正在带教，得知我是中国医疗队的，他大声地跟他的学生说，“China is very good. I had been in Chinese hospital for 1 year. I love China.（中国很好。我在中国医院待了一年。我爱中国。）”临走前，患儿父亲双手合十，低头向我致谢。我深深地为这份情谊触动。

12点05分，回程途中，加纳人乐观的性格又感染了我。刚才愁容紧锁的Christina，返程车上咧嘴大笑，唱起了歌，同时也感染了车上的2名救护人员。Christina问我：“你有信仰吗，拥有信仰的人才会开心的，才会不再害怕病痛。”我想了想，看了看胸前的国旗，笑着对她说：“有的，一直都有！”

（作者单位：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